王老师是提供广州助孕服务的宏爱医学助孕公司的老板，是这家优生优育生产线上的一名服务人员。这条主要以大城市富裕家庭求子渴望作为支撑的生产线上有来自各地农村、经济困难的助孕妈妈，为了学费或零花钱提供精卵子的在校大学生，也有像王老师这样确保助孕服务进行的工作人员。虽然中国由于计划生育、伦理问题而禁止助孕，但这个地下市场正在迅速膨胀。根据得到的服务、是否需要精卵子、是否需要选择婴儿性别、是否在海外进行移植来规避国内的助孕禁令，以及付款方式的不同，委託家庭向宏爱医学助孕中心支付从10万到100万的费用。

36岁的王老师招聘助孕妈妈和捐卵女孩，电话/微信:13554117990。每年会陪同几十多名孕妇将近千次出入医院产科，记下助孕妈妈们每次注射黄体酮孕激素的时间，在生产过后将婴儿委託DNA亲子鉴定。然后她在出生证明上登记上另一名妇女的名字，最后将婴儿送到真正与其有血缘关系的那对夫妇手上。她专事孕检和生产的陪同，从受精卵移植后确定怀孕到最后的生产。

 

故事一：

最近， 王老师负责的来自安徽农村的助孕妈妈阿丽就将生产。阿丽今年32岁，离异，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去年年末，在宏爱医学做保姆的姨妈告诉她公司正在招聘助孕妈妈，于是她瞒着父母来到了广州。在经历了体检、移植、持续数月服用雌激素、注射孕激素后，进入孕后期的阿丽如今独自居住在广州的一所高层公寓里，有专用保姆陪同并照顾生活起居，按照客户的要求每天喝孕妇奶粉、听胎教音乐、散步、午休。生产之后，她会带着相当于她家庭年收入几倍的约19万元人民币打工所得回到家乡，与父母一起照顾儿子成长，并计划开一家家政公司。而一对来自广州的夫妇将迎来一个他们企盼十馀年的孩子。 王老师 说：他们好像是在银行工作的，做了十年的试管婴儿，还通过输卵管，但一直没成。王老师知道助孕妈妈背后的故事，也理解客户的痛苦。

 

对预产期临近的阿丽来说，助孕似乎是一个双赢的交易。做这个能帮我缓解我的经济情况，也能帮助客户。但她无法否认这份生意是需要付出辛苦和时间的。阿丽依然每天会与儿子、家人通电话，但将近一年没见他们，她说既然选择了做助孕妈妈，就该对客户和孩子负责，这也是宏爱医学一贯的服务理念。对阿丽说的，王老师表示事实如此，并对记着说，助孕机构很多，目前只能靠从业人员的素质和道德来维系助孕妈妈和捐卵女孩的权益指数，她的宏爱医学公司视客户和助孕妈妈以及广州捐卵志愿者为自己的家人，提前为她们考虑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虽然助孕妈妈和捐卵志愿者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例如广东、安徽、贵州、湖南、福建、江西、浙江、广东、四川、云南、海南、上海、浙江、美国等等，无论来自何处宏爱医学都会一视同仁，尽力为其摆脱困境，治愈生活上的小挫折！并且长期高薪招收助孕妈妈和捐卵女孩奖金1-25w。助孕妈妈和捐卵全程医院移植/操作，无任何两性接触，可靠诚信值得信赖！

 

故事二：

46岁来自江西的李女士1996年生下唯一的女儿后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再生。四年前的一天，李女士18岁的女儿在学校自杀身亡，放学后就没有回来，我一点都不知道，还烧好晚饭等她回来吃。失去女儿后，她感到别人都有完整的家庭，我觉得自己边缘化了，有一种自卑感。她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同命运的人，加入了一个失独家庭的网络社区。想要孩子但发生我们这种事的夫妻中，女性的年龄往往都比较大，不能生了。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李女士了解广州做助孕比较火热，想了解下价格，就通过百度搜索“广州助孕多少钱”，最后找到了王老师的宏爱医学助孕公司通过手术将捐献的卵子和她丈夫的精子成功结合并移植到助孕妈妈的体内。很快她将再次成为一名母亲。我觉得会再看到我的孩子，会看到我的孩子再回来一样，比一点没有血缘关系要好。对于李女士这样过了生育期卵子质量下降的女性，捐卵需要另外根据捐卵人的学历、相貌、身高支付一到五万元人民币不等，一些来自名校、高学历、外表出挑的捐献人会要价5万以上。李女士先从宏爱医学中心的资料库中根据血型等条件对捐献者进行挑选，并面试了符合条件的两三名捐献者。王老师说，宏爱医学提供的许多精卵子捐献者都是在校的学生，多数人为了零花钱，少数为了学费，个别人是觉得自己的基因好,捐献者一次能赚取两到五万元人民币。

 

故事三：

2017年初，月月在得知母亲患上宫颈癌后，再次拨通了王老师的电话。我想让我妈多活几年，把病治好了。也想为别人生一个宝宝，怀孕两个月的月月说。你看，我的肚子已经圆圆的了。王老师说，公司通过一些私人的关系和其他的一些中介来寻找助孕妈妈，相比月月这样的未婚女性，公司愿意僱佣已经生育过的妇女，最理想的是离异妇女，自己本身有孩子，不会要这个孩子，对生产也不会太恐惧。由于需求大，助孕妈妈供不应求。

 

王老师坦言，由于现在宏爱医学助孕使用的是可以筛查性别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所以一些客户想要男孩，就大可不必像以往怀了女孩唯有打胎的选择。月月在2016年2月为一对来自江西的夫妇生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从此没有任何联繫。她说：毕竟在我肚子里十个月，是有一点感情的，但怀孕期间，公司里的人一直跟我谈心，我了解到小孩子跟我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我也不可能要去找他，或者看他，也从来不会这样想。我觉得他和他家裡人一起应该更好。月月拿着赚到的19万元人民币回到了老家，满心以为能够改善家人生活，也规划著与男友结婚，没想到好赌的男友输光了她的钱。

 

我们所接触包括宏爱医学在内的几家助孕公司中，多数工作人员表示助孕妈妈自愿为了经济报酬而出租子宫，他们否认这是对女性的一种剥削。而他们所僱用的助孕妈妈中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不高、离异、已生育。对于生活在云南山区家境贫困月月来说，助孕似乎是她唯一的选择，24岁的她正在经历第二次助孕。2015年，小学没毕业的月月正在为了身患肝癌的父亲四处筹钱，这时她得知村裡有个外出打工的姐姐回来给家裡盖了房。月月说，我去问她，她告诉我怎麽赚到钱的，我就记下了一个号码。几个月后，她拨通了这个电话，告诉家人在广州找到了工作便一个人来到了这裡。然而父亲在月月怀孕不久后就去世了，她却因为当时正在用雌激素和孕激素保胎而无法回家。由于助孕并非自然怀孕的过程，助孕妈妈需要从准备移植到胚胎稳定的期间服用雌激素，并注射孕激素黄体酮，另外还需要打针，王老师说。一旦她回去，停针停药可能孩子就保不住了，意味着另一个家庭就失去了一个孩子。 

 

专家解析：

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生殖医学中心教授乔杰2010年在接受中新社採访时称，中国内地不孕不育发生率已由20年前的3%提高至12%。而人民网在2014年1月的报道中引用了一场生殖医学高层论坛发佈的数据，称这一比例已增至12.5%到15%。国内确实有需求存在，并且还会不断增长。不孕不育的发生归结为我们吃的、喝的、用的，包括房屋装修带来的污染，加上工作压力带来的焦虑。年轻人一毕业就要考虑买房，开始不愿意要孩子，等到想要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能生了。

 

然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乔杰说：延续血脉的重要性使得很多本身不能怀孕的妇女为了保住婚姻而採取助孕的方式。王老师说，中国人很传统，生儿育女是必须的，养子要防老。如果没有孩子，那麽丈夫一个可能离婚，一个找小三生孩子，一个是找到我们公司。还有一些为了富裕而工作很久的夫妇想生育但年龄已经大了，自己生风险太大或者已不可能。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刘长秋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对多数助孕机构都鞭长莫及，导致助孕泛滥。《管理办法》只能针对医院和医生，助孕中介的行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算不上违法。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014年在全国抽样3000位城镇居民调查发现，虽有6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会选择助孕，但却有45%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应将助孕行为合法化、规范管理，42%反对合法化。中心主任宛柳表示，多数人认为这一现象作为事实存在，需要法律规定来形成制度化的保障。北京大学生殖医学中心教授乔杰在接受《京华时报》的採访时表示，卫生部已经在向专家徵集关于助孕的意见，最快可在五年内放开助孕。但卫生部很快予以否认，表示曾邀请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就我国辅助生殖现状进行探讨，大多数专家认为助孕会带来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因此卫生部将继续依法严厉打击助孕等违法行为，并进一步研究论证相关政策问题。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彬认为应该对助孕市场採取有限制的合法，并制定规范对助孕过程进行监管与控制，因为现有规章的有限性导致了一个法律的盲区。如果不主张助孕合法，就很难保障助孕妈妈的权益。他表示，由于助孕契合了中国传统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血脉传承的需求，中国人对助孕更能接受。但只有将助孕合法，才可以实施包括政府备案等措施由政府监督助孕的实施过程。在监督中才能保障助孕妈妈们作为受僱佣一方的相关权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助孕违背伦理和法律规范，这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多数国家禁止商业助孕的原因。

 

结语：

由于助孕的隐私性，网络成了许多人投石问路的地方。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社会对不育家庭的压力和偏见，客户比身份不合法的助孕中介更加低调。王老师说，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很多客户在合同完成之后失去联繫，电话不再能打通。王老师还说，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请人助孕，百分之六七十的女性客户会买假肚子装怀孕，还会随着月份增长购买相应大小的假肚子，甚至会假装孕吐。王老师说，宏爱医学成立以来已帮助近百例客户得到孩子，每年的业务增长都至少在30%。在它所有客户中，约有85%的客户因为各种身体原因无法生育，有9%是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又过了生育年龄无法生育，有1%是同性人群，还有5%原因不明。 帮助不孕不育家庭，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能拿到一笔丰厚的奖金， 全程采用最新技术贴心操作，保障健康和隐私。

 

中国不孕不育人口的增加和三十多年来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积蓄起大量的生育需求，这股需求推动着日益庞大的不育群体通过助孕这种昂贵而複杂的途径生子。然而，参与者在身心健康、经济利益和法律权利等方面缺乏保障，各地卫生部门也偶尔会进行短期查处。与此同时，这个快速发展的地下市场也引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媒体讨论助孕伦理和法律现状，甚至有部分专家建议放开助孕。多家提供助孕服务的公司分别表示，国内对助孕的需求太大，供不应求，其中至少有三家表示它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30%左右。虽然无法进行统计，对于每年通过助孕诞生的婴儿数量，业内人士估计在5000到1万人以上。有熟人之间私下的介绍，也有许多小中介甚至个人通过为求子夫妇和助孕妈妈牵线来赚取报酬，网络空间更是有很多以试管婴儿、助孕为名的聊天群提供了个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渠道。还有越来越多像宏爱医学这样的公司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产业化地生产宝贝。据估计，中国约有千家提供助孕服务的公司，像宏爱医学这样的约有六十多家。但《环球时报》所接触的十几家助孕公司，多数都因为担心各种原因而拒绝深入其公司了解助孕业务。